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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hinaJoy 最后一天的“游戏分级与保护未成年人圆桌会议”上，北京网络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吴岩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她没有坐在圆桌前，与教育部、共青团的官员们一起，也没有坐在观众席上，而是独自守在门旁。轮椅上的她显得有点落寞。圆桌会议行将结束，当大家以为这场座谈将在务虚的讨论中圆满结束时，吴岩却以一番直白的发言将会议的气氛引向了另一个结局。
吴岩毫不讳言对“绿色游戏运动”的质疑，她认为，如果我们不是真正从孩子的身心健康出发，而是追求所谓的政绩，时下所作的一切将难以产生效果。她问了所有与会者一个问题：“我看到 ChinaJoy 还没有开门的时候，就有许多孩子守候在外面。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个 ChinaJoy ，这些孩子今年国庆节该去哪儿？”
“该去哪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某校的一次评课会上，一位年级主任提出：“学生的时间，如果我们不把它占完，他们就会用来做坏事。”因此，即便没有 ChinaJoy ，孩子们在国庆节期间仍会有许多年级主任这样的热心者，帮助他们把时间占完。殊不见，越来越小的孩子被家长们拉着哄着打着骂着，去参加各种兴趣班，培养他们本没有兴趣的兴趣。竞争从幼儿园就已开始，而更具号召力的声音是：“零岁教育，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年级主任的这句话在现实中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比如：“学生的娱乐生活，如果我们不用绿色来填满，就会被他们填成黑色。”然而，孩子的梦想本该是五彩缤纷的，用“绿色”去填满他们的心灵，是否真的就是孩子所需要的？即便是，在周边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出台所谓的“绿色游戏标准”，又能收到怎样的效果？吴岩女士无法理解这种由上而下的运动，她说：“咱们坐在这儿给孩子们制定条条框框，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我是开网吧的，我就没有按照父母指定的道路走下去，但我现在发展得也很好，对社会也在作贡献。所以我在想，在座的各位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咱们能不能蹲下来看世界？能不能学着用儿童的眼光去看世界？”
“蹲下来看世界”，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却往往因为各种利益纠缠而被人们抛诸脑后。当未成年人在网吧闹出问题后，管理者首先想到的是封杀。“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这一政策的隐含前提是“网吧是成年人的娱乐场所”，但细细想来，似乎不该成立。信息时代的贫富差距体现在对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上，而网吧是大众接触电脑与互联网的最廉价的场所。大家都认为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对于那些没有条件购置电脑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孩子该到哪儿去掌握这些“财富”？靠学校每周几小时的上机时间？无奈我们的管理部门采取了最简单也是最粗鲁的解决方法：一刀切，把未成年人赶出网吧，让网吧心安理得地成为成年人的娱乐场所。
一位因经营场所出现未成年人而被处罚的网吧老板诉苦说：“当时孩子进来的时候，我想将他拉出去，可是，孩子却抓住椅子不放手。作为经营者，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但是，要管束孩子还是要靠老师和家长。”未成年人教育应该是谁的责任？这在今年 2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说得很明确：学校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对于未成年人成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家庭、学校、网吧、游戏各应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我们无从量化。我们所知道的是，与家庭和学校相比，未成年人处于绝对的弱势，他们没有发言权。这一点倒是和网吧、游戏的地位颇为相似。作为北京网吧协会的副会长，吴岩女士所能做的，也只是在大家发言完毕后，远远地对场内的领导说上几句。
美国游戏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历过同样一幕，当时的美国舆论对暗无天日、烟雾缭绕的街机厅极为反感。现在看来，正是这些街机厅，开创了今日美国 100 多亿美元的游戏市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游戏设计师。当游戏空间从备受争议的公共场所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家庭后，美国舆论对游戏这一行为的质疑少了下去，对游戏内容的抨击却多了起来， ESRB 分级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与封杀相比，对游戏采取分级制度是一大进步，至少说明了人们对游戏的认可。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规则制订者依然没有学会“蹲下来看世界”。就笔者所知，在制订游戏分级标准前，我们的专业委员会没有到市场上去作调研，没有在厂商中间作调研，更没有在玩家中间作过调研。他们所做的，只是在草案出台后，向厂商征集意见，向老师与家长征集意见。请注意，玩家并没有成为意见征集的对象，这也可以理解，因为玩家是“非理性的”，尽管他们是这一分级制度最大的“受益者”。但这样的分级制度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可言？令人怀疑。
细节上可以征集意见，而最关键的问题——“游戏业目前是否需要实行分级制度？”，在制订者看来却是毋庸置疑的。去年曾有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公开表示反对网络游戏，理由之一是：“至于网络游戏的社会效益，不用多说，肯定是负的。”笔者对此很是困惑，国外学术界对“游戏的社会效益”这一复杂课题有着深入研究，尚且未有定论，国内学术界鲜有涉足，却已有人得出了“肯定是负的”的结论，依据何在？这位工作人员回答道：“我不想更多地探讨社会效益的问题，我的看法来自大量的负面事实和评价，除非您能提供足够多的正面依据。我其实也希望少看到一点负面报道，但有这个可能吗？”他的态度很诚恳，没有一点官腔。但也正是这种诚恳，让笔者感到一丝寒意。
中国电影分级制度的制订也曾闹得沸沸扬扬，但至少在“是否需要实行分级制度”这个问题上，电影局表现得非常谨慎。他们曾委托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对全国电影观众作抽样调查，并表示，只有观众支持，有关部门才可能推进分级制度的建立。
在市场的主导者——消费者被剥夺说话权的情况下，分级制度即便做得再精致，也只能是少数“专家”的书面成果而已。十多年前试行的“少儿不宜”即为一例，这句警示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成为众多影院的噱头，最终不得不被撤下。
不过说句公道话，尽管无法防止未成年人通过盗版和网络获得游戏，无法在游戏中推行身份证验证机制，分级制度倒也并非毫不可行。现阶段它的最大好处就是令游戏的审查制度标准化、透明化，令审查过程做到有法可依，避免主观随意，让游戏厂商无需担心意外的政策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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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9 11:13:00
发表于 2004-12-4 10: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