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报：网瘾成病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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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将“游戏障碍”列为“成瘾性”精神类疾病，是否能够终止国内网瘾戒除机构的野蛮生长？是不是只有具有精神专科背景的医院才能收治网瘾患者？游戏公司会不会受到影响？相关法律法规又会不会跟进？

十年前，国内一场关于网瘾是否为精神疾病的讨论甚嚣尘上，十年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

6月18日，WHO在《国际疾病分类》新版本中正式将“游戏障碍”列为“成瘾性”精神类疾病，如果该分类目录在2019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由会员国最终批准，将在2022年1月1日生效。同时，WHO将通知世界各国政府，将游戏成瘾纳入医疗体系。

尽管WHO已经将网瘾成病盖棺定论，但相关的争议远没有就此平息。

病与非病的持久争议

“终于可以规范网瘾戒治学校乱象了。”在WHO新规生效后的第二天，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学成瘾科主任、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主任陶然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对新规的期盼，陶然用“呼吁已久”来形容，因为早在十年前，陶然和他的团队就曾因此备受非议。

2008年，陶然及其团队制定了《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在此标准中，网瘾被纳入精神疾病治疗范畴。此后，这9条标准通过了国内专家论证，并在部队医疗系统中推广。

反对的声音扑面而来。

“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在治疗网瘾，突然有个医院冒出来制定了一个‘标准’，说网瘾是精神疾病，以后只能由医院来收治，这怎么行？”被称为“中国治网瘾第一人”的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陶宏开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陶宏开看来，只要是心理问题，都不需要用药物来解决，更没有必要直接进医院。

“即使网友比照标准，发现自己符合其中的几项，但上网的行为并没有对生活产生大的影响，有谁会认为自己是‘精神病’从而去医院治疗呢？”陶宏开说。

他认为，若标准没有后续的执行细则，对临床诊断来说除了增添了一个新的“神经病”病种之外，没有实际意义。

而在WHO宣布将把游戏成瘾列为精神障碍之后，争议同样没能避免。

24位不同背景的学者立即联名发表文章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们的意见主要包括两方面，即对这一诊断的科学性和对社会影响的担忧。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游戏成瘾的诊断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持，可能存在泛化诊断的问题。如果真像人们开玩笑说的，“打开DSM精神障碍手册，总有一款适合你”，诊断也就失去了意义。

不过陶然认为，很多人都不承认网瘾是一种病，根源是把精神病和精神疾病画上了等号，“精神病一般指的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比如精神分裂症”。

在陶然眼中，精神问题满足两条就能称得上疾病：导致社会功能丧失，例如不能工作、不能上学等；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痛苦。

几乎所有到陶然学校的网瘾孩子们，背后都有一对几近崩溃的父母。

“孩子脱离社会，父母无心上班，互相埋怨，是每个网瘾家庭的现状。”陶然说。

谁来收治

而这场争议，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关于网瘾是否为精神疾病的讨论，实际上是对网瘾是否要由医院收治的争论。

因为一旦网瘾被确认为精神疾病，那就只有具有精神科背景的医院才能收治网瘾患者。

“大多数网瘾治疗机构都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有些人急功近利，名义上依托医院和学校，实际上却缺乏研究，没有站在家长和孩子的立场去着力解决问题，只是为了牟利。”陶宏开说。

从陶然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发布到现在，十年间，我国只有4家医疗机构从事网瘾戒除工作。

缺乏标准，医生精力有限，孩子不接受门诊治疗等都被陶然认为是医疗机构戒除网瘾工作发展不完善的原因。

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主任崔永生认为：“在国内让精神专科医院来做网瘾治疗，本身不太现实，孩子的网瘾一旦上来，开放式的治疗很难控制，最少需要两三个月的封闭环境。”

以中国目前精神专科医院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看，他认为，医生连自己的病人都看不过来，怎么去做网瘾治疗。

医疗机构介入不多，并没有阻碍网瘾学校遍地开花的局面，十几年前，我国的网瘾学校就已风生水起，有媒体形容“那是一个圈地的时代”。

圈地的手段是推销各网瘾学校自己独特的“治疗手段”。这意味着，在国际上针对网瘾尚未定论的前提下，一大批的少年走向不同理念的学校，试验着各种戒网技术。

而WHO标准发布后，也就意味着，目前市场上一些治疗网瘾的心理咨询机构、青少年训练学校的市场将不再“名正言顺”。而这些机构和学校，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多多少少已经治愈了一部分网瘾患者。

据陶宏开介绍，目前全国有大大小小近百所治疗网瘾的学校和机构，它们治疗网瘾的方法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6类：一是用药物治疗，分为中药和西药两种；二是采用催眠治疗；三是用暴力治网瘾；四是用集体游戏治网瘾；五是用电击治网瘾；六是什么办法都用。

治网瘾不仅各有各的方法，还各有各的收费标准，各有各的主管单位。陶宏开介绍，不同网瘾治疗机构依附的主体不同，有些治疗机构依附于医院，由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有些依附于学校，主管的则是教育部门；还有些是私人开的，也就没有相关的责任单位。

游戏产业的危或机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网瘾学校的沉浮和游戏公司的机遇总是相伴相生。

2009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的专项行动，以净化网络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那一年，整个游戏行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这场网络整风运动迅速铺向全国。

“2009年那会儿，有一次我去IDC机房，看见他们把服务器一台台往外搬，全部断线检查，不管有没有问题。”有网友回忆说。

彼时，以“陶宏开”和“杨永信”为代表的、以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为目的的网瘾机构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而强制性电击治疗、打针吃药、军事化训练等手段使很多网瘾机构也不断地站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与此同时，游戏公司和相关产业的资本却不断增大。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介绍，中国游戏玩家早已超过6亿，自2016年开始中国的游戏产业收入全面超过美国，达到246亿美元。

有人担心，如果将网瘾列入精神类疾病，伴随着一系列后续政策，电子游戏的穷途末路是否到来。

朱巍并不认可这个观点。“我觉得游戏公司发展的方向一定是双赢，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能忽视社会效应，所以不能忽视成瘾的事实。”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他认为，有了游戏成瘾的定论之后，反倒会让一些不法的游戏公司退出市场。

朱巍建议，游戏公司可以去开发一些不会让人成瘾的游戏，能够寓教于乐，放松身心的，这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对游戏公司来说也是一个机遇。

立法跟进

陶然介绍，就像我国的禁烟政策一样，WHO的呼吁起到了督促的作用。

WHO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在中国生效后，直接促使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出台。

接下来，WHO将通知世界各国政府，将游戏成瘾纳入医疗体系。

陶然相信，不久后网瘾治疗应该会纳入医保，相关的后续政策也会跟进。

其实，在世卫组织将网络游戏列为疾病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已经通过立法的方式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限制。

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青少年保护法对网络游戏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和分级规定，韩国出台了禁止青少年深夜玩游戏法案。我国从修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开始，一直到即将出台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都旨在防止孩子们沉迷游戏。

朱巍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会对将来的司法审判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多大并不好预测。

他介绍，以往的法律大都是针对防止青少年沉迷游戏作出的，或者是强调游戏的内容安全性。现在游戏障碍已经被明确列为成瘾性精神疾病，在立法上就应该更加严格和明确，规制的对象也不应仅限于青少年。

比如，游戏的成瘾性需要明示。“如同吸烟有害健康都应标记在烟盒表面一样，网络游戏的成瘾性提示也应明确标记在用户能够清晰看到的地方。具体标记的内容、位置、字体和颜色，应由政府部门统一以立法的方式作出。”朱巍说。

同时，朱巍认为网络游戏的广告限制也应该提上日程。

类似于广告法对烟草广告的限制一样，游戏类广告不能在大众媒介或公共场所发布，对未成年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发送游戏类广告。

他表示：“目前游戏广告在互联网广告中的比重非常大，更有甚者主要是针对孩子发送的精准推送。日后在修改广告法时，应加入对网络游戏类广告的禁止性规定。”

via：法治周末报